专访 | 宋晓刚:胶片专业户到手机摄影师

 常见问题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5-08 08:15

宋晓刚的包如同一个秘宝口袋,Macbook、Huawei p9、手机外接镜头,大大小小的玩意儿都会从里面蹦出。宋晓刚喜欢这些有意思的物件,借助它们,他的照片有了更多元的角度、光线、色彩。

1987年,宋晓刚从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,不同于周围人惯常地选择外贸公司、大学,他投身到了媒体行业。一方面,是因为他年轻时候就觉得记者的工作很有趣;另一方面,那个年代实行毕业分配制度,他也因此得以顺利地被分派到新华社。

进入新华社后,因为是英语专业,宋晓刚先从为发往国外的照片做英文图片说明做起。比之于后来的图片编辑工作,让宋晓刚印象更深的是,当时好几个人共用一台徕卡相机与有限的胶卷。现在他也会感叹“那时胶卷很贵,刚开始工作一个月工资只有五、六十块,而一个胶卷就要二十左右,所以只能期待社里分的胶卷。”每次领到胶卷,他都会用相机认真拍摄,生怕浪费。

一直到1993年,宋晓刚才真正成为一名摄影记者,并且一派就被派到了华盛顿分社。许多第一次也由此开端。

1993年9月13日,宋晓刚第一次前往美国白宫采访。那一天,巴勒斯坦人率先在加沙和杰里科签署自治宣言。这次采访,宋晓刚带了他的全部摄影器材:一台装着柯达黑白胶卷的尼康FM2,一台装着富士彩色胶卷的尼康F3,35mm-70mm、70mm-200mm、300mm三个镜头和一个独脚架。

提前三个小时,宋晓刚就进入了拍摄地,他清楚记得那天那天上百名摄影记者在拍白宫南草坪,一个个三脚架互相交错,组成几道“铁网”。铁网之上,一个个“长炮筒”隔着3000多张椅子,对准远处临时搭起的台子,严阵以待。关键的事件与相机内只能拍摄36张照片的胶卷形成矛盾,宋晓刚越到仪式快结束,越不敢冒然按动快门。虽然整个经历忐忐忑忑,但宋晓刚确实成了历史的见证者、记录者。“17年后的2010年,我在香港遇到了当时在港大学习的大陆摄影记者杜海。他告诉我,他在高中历史课本上看到过那张照片,没想到竟然有一天会见到拍照片的人。”宋晓刚说。

身在国外,一个人活成了一个编辑部。宋晓刚拍下照片后,要迅速洗出,再用传真机传回国内。在分社里,有卫生间改成的固定暗房,出差没有暗房怎么办?酒店的洗手间关上灯,堵好缝隙,就是一间暗房。

摄影记者当然也很苦。1996年1月26日,时任美国总统夫人的希拉里被传讯到华盛顿的地方法院,回答法官们关于“白水事件”的提问。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小时,宋晓刚和一众记者终于见到了希拉里,她面带微笑进入法院,宋晓刚拍下了他很满意的照片。但这时候,他依旧需要等待希拉里再出来。寒气逼人,宋晓刚的手和脚都冻得麻木了,周围的记者们在法院门前的灯光下也个个摇头叹气。傍晚6点多钟,希拉里终于走出了法院大门。

宋晓刚返回住处后冲洗胶卷,选片,在电脑上用扫描仪将底片扫描成电子文档,再将照片传回北京。大家都说照片拍得很好,但是稿件没有发,他后来才得知是因为希拉里前一年在北京举行的“世界妇女大会”上言行不佳,早已遭到国内媒体封杀。

2002年,宋晓刚来到香港大学读书,这期间他曾想过在毕业后转型,做文字记者,经历一些不同的东西。他的老师、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劝他:“摄影记者做了这么久,也有了宝贵的经验,从头开始太可惜了。”现在回想,宋晓刚也庆幸没有改变当初的方向。

在从事摄影记者的十几年生涯里,无论是供职于国家通讯社,还是2003年在美国最大的都市报《每日新闻报》的短期工作,不同的平台都让宋晓刚对记者的工作有了新的认识。不同于国内传统,《每日新闻报》的编辑部处于中心位置,记者需要在编辑的安排下展示工作。一方面,这种机制让记者更加专业化,不再限定于各自的跑口;另一方面,记者们也有了更大的自由,他们的稿件可以在编辑的配合下最好地呈现。

2006年宋晓刚在香港加入《南华早报》,2011年起转到北京分社工作。十多年间,他记录了中国不少新闻事件,除了每年的两会,也包括天津滨海新区爆炸、马航MH370、雅安地震等重大灾难。

“决定性瞬间”是一个在新闻摄影领域很有影响力的概念(特指通过抓拍手段,在极短暂的几分之一秒的瞬间中,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物加以概括,并用强有力的视觉构图表达出来——布列松)。“这种‘决定性瞬间’常在。对于每个人来说,这个瞬间有着不同的含义。”宋晓刚也认同这种瞬时性,但他更看重拍摄出与人的关联。

“快门声一响,便有一张照片诞生于世,这是一种主观思考的结果,而背后是一个人长时间积累形成的认知。我们要重视这种认知,尤其是回归到自己。拍摄前要斟酌,拍摄后要反思。往往拍摄机会就在一瞬间,所以对于职业的摄影记者来说,这种思考要快速完成。”

他称赞了2017年荷赛年度大奖得主、拍下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卡尔洛夫遭枪击身亡现场的Burhan Ozbilici。作为同行,宋晓刚艳羡其有运气遇见这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闻,更佩服他在如此紧张的状况下凭借勇气与冷静按下了快门。

这一照片在《纽约时报》的网站首页登出后,引起了争议。一些读者认为过于“血腥”,为了抓眼球而违反了新闻从业者应遵守的伦理准则。宋晓刚同意《纽约时报》副总编Phil Corbett的观点:“放在首页是一个正确的决定。首先,这是一个重要新闻事件,除事件本身之外,也显现出俄罗斯在叙利亚等国际紧张局势问题上的关联;第二,照片清晰地展示了事发的现场情况,比文字描述要有力得多。现场的环境、枪手的衣着,都是新闻价值的一部分。照片虽然让人震惊,但却不‘血淋淋’。”

宋晓刚说作为一名摄影记者,必然会遇到拍摄死伤者的情况。面对这种拍摄,他认为关键在于如何表达照片。新闻照片并不是简单地陈述事实,摄影记者在事实面前要克制,同时要尝试引起人的共鸣。2015年,一个3岁男孩在土耳其博德鲁姆(Bodrum)海滩脸部朝下埋在沙中,溺毙身亡。在对此事的报道中,国外许多报纸媒体都采用了土耳其警员双手托着阿兰遗体的照片。对此,宋晓刚认为,比起更加震撼的阿兰如同睡着一般趴在海滩上的照片,拥有警员的更适应读者的心理。

这种选择的压力不仅在记者,也在编辑。技术的发展可以帮助记者在一线拍摄照片的同时将其传回后方,因此一张照片的完善需要摄影记者与编辑共同协作。宋晓刚说,有时为了更好的效果,对于照片进行裁剪、调色的修改是必要的,当然这一切都要建立在不影响事实的基础上。著名的“阿富汗少女”的拍摄者史蒂夫·麦凯瑞就因“涉嫌非正当修改作品”遭遇信誉危机。他的照片被发现有PS的痕迹。虽然史蒂夫·麦凯瑞解释说他不是新闻摄影记者,而是一个用视觉讲故事的人,但是不久后他博客里的照片全部被删除了。

在一些灾难事件的拍摄现场,摄影记者也有被卷入漩涡的危险。2014年拍摄马航事故遇难者家属时,宋晓刚被一个家属质问:“你是中国人吗?!你为什么不去采访我们?!”边说边要将宋晓刚拉过去,刚好又遇到有保安制止,宋晓刚就这样被双方撕扯、争夺。

关于这次采访,中国摄影记者后来也遭到了国内读者摄影伦理层面上的极大质疑:“你们凭什么拍家属?!”宋晓刚在他的博客中讲到这种无奈:“电视记者为了能做专访,在家属进出时,会问:‘您是家属吗?能接受一下采访吗?’可是摄影记者怎么去问呢?只有举起相机拍照。如果家属对被拍照表达出反感,那我们就不拍了,尊重家属的意愿。”

宋晓刚说,作为现场的摄影记者,他想要替拍摄对象表达诉求。但是尊重拍摄对象也很关键,比如拍摄时不用闪光灯。他欣喜于现代技术给新闻摄影带来的进步,也消弭了被拍者的不适感。

宋晓刚自称“果粉”,他很喜欢苹果手机带来的科技革新,尤其是其引发的手机摄影的技术跃升:高质量、便捷、隐蔽、强大的拓展功能……

“每次参加两会都是一场硬战,摄影记者们各种长枪短炮齐上阵,关键在于谁能拍出新意。”2012年的两会上,宋晓刚用手机拍出了自己满意的杰作。他利用摄影APP的多次曝光功能,将会议现场与建筑顶部的红星造型结合,十分吸引眼球。

手机摄影的一些优点确实为摄影师提供了极大便利。《纽约时报》摄影记者戴蒙·温特随美军在阿富汗采访中,注意到许多士兵都在用手机相互拍照片留念。他偶尔亦用自己的iPhone手机拍几张,但纯粹是觉着好玩。可是他很快注意到,在用iPhone手机拍照时,士兵们不会表现出专业相机镜头对着他们时的那种紧张和不自在。他开始有意用iPhone手机拍照。2010年11月22日,他拍的照片刊登在了《纽约时报》的头版。

“摄影记者做久了,会有一些‘职业病’,走在路上也时刻关注着周围。”宋晓刚发现,当职业感与好玩的天性互相碰撞,很容易就能拍出好看的照片。有时用手机拍出的照片让拍摄对象惊讶,他自己也会“沾沾自喜”。惊讶之余,信任感随之建立,相机拍摄也就非常顺利了。

拍得多了也集结成了册,2011年,宋晓刚在浙江丽水摄影节上举办了《苹果掉下来》手机摄影展。摄影展用的是电子相框,照片可以循环播放,在有限的空间一下展出了100多张照片。这让从胶卷时代一路走来的宋晓刚再次看到现代科技的魅力。

近年来自媒体发展迅速,好的自媒体阅读量都过亿。宋晓刚分享了他认为具有代表性的摄影类自媒体:锐图、乙图。这些自媒体都是拍的一些周边寻常事,但出乎很多专业摄影记者意料,这些平淡的照片却能收获大量的受众。

宋晓刚的很多照片都选择了黑白色调,他分析说有以往工作经验的影响,原先在新华社都是拍摄黑白照片传回国内;更重要的是,黑白照片虽没有彩色照片的瑰丽,反而在黑白灰间更具层次性、表达力。现在,他也会将黑白、多重曝光等用到日常的生活中,还会时不时玩一下手机的微距摄影。“时代变了,有时候也摸不清大家想看什么。但我觉得还是要有热爱生活的心,借助好的、方便的摄影工具、APP,发现身边的美好。”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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